撒旦恐慌史
利维坦按：在看此文前，推荐两部相关电影，一部是亚历杭德罗·阿梅纳瓦尔的《Regresión 》（艾玛·沃森在里面饰演了一位被其父亲“猥亵”的女儿安吉拉），她老爸也是典型的撒旦仪式虐待和虚假指控的受害者；另一部其实和宗教关系不大，托马斯·温特伯格2012年的《狩猎》，但却直接指向了一个问题：那些荒谬夸大、毫无事实根据的儿童谎言，以及在成年人诱导下的虚假证词，为何可以使得众多无辜者锒铛入狱？乃至于即便出狱之后，仍然生活在各种周围的敌意和仇视中？
文/Aja Romano
译/杨睿
校对/石炜
原文/www.vox.com/2016/10/30/13413864/satanic-panic-ritual-abuse-history-explained
图为1995年的视频《撒旦教执法指南》（The Law Enforcement Guide to Satanic Cults）的截图。视频中，一位撒旦教“专家”正在解释树干上画的五角星（旧时巫术中用作护身符的）。
今年下半年发生了很多怪事，而这些事都和历史上一场名声最响、历史最久的大众恐慌有关：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整个美国都笼罩在这种氛围中——撒旦恐慌（Satanic Panic）。
对撒旦恐慌多有了解的人大多也知道这种大众恐慌是由撒旦仪式虐待（satanic ritual abuse）所致。80年代，社会上涌现了大量的虚假指控，直指当时的日托中心。但同时，很多线索表明，这些事件其实都与撒旦教脱不了干系。我们可以从最近很多社会事件中窥见撒旦教不散的阴魂：全国性的小丑恐慌；9月24日开播的电视剧《驱魔人》（The Exorcist）；10月21日上映的电影《死亡占卜2：恶灵的起源》（Ouija 2: Origin of Evil）；10月23日福音派狂热教徒、宗教作家杰克·奇克（Jack Chick）之死。这一系列事件仿佛都透露出美国最暗无天日的那个时代特有的阴森之气，对恶魔和黑暗罪行施行者的恐惧萦绕在每个人的心头。
杰克·奇克（1924年4月13日-2016年10月23日）
撒旦仪式虐待这一罪行的指控往往是靠过度执法、孩子提供的未经证实也无法证实的证词，尤其是医生和检察官在审讯中采取的强制性和暗示性手段（本文的医生指在审讯中协助调查，观察原告心理状态，利用心理医疗手段帮助审讯的医生）。现在，被控撒旦仪式虐待的犯人仍有部分在监狱服刑，虽然他们可能压根儿就没犯过所谓的“罪行”。那些案件可能从开始就没有真正发生过！
重新燃起的撒旦恐慌是否就意味着历史将重演？
并不是。正如文章一开始所说，这些事件可能仅仅是巧合。不过如果我们借此机会研究美国历史上这个黑暗时期，也许就会得到别的答案：撒旦恐慌从未真的离开。
20世纪70年代：神秘主义（occultism）、撒旦主义（Satanism）和福音恐惧（evangelical fear）兴起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多因素引发了人们对神秘学的兴趣和恐惧。1969年夏天，曼森家族的大型连环杀人事件震惊了整个美国。人们第一次深刻认识到这种有组织、充满仪式感的杀戮是多么恐怖。
查尔斯·曼森
安东·拉维
同年，风琴演奏家安东·拉维（Anton LaVey）转身投向了邪教的怀抱，出版了他的哲学著作《撒旦圣经》（The Satanic Bible）。书里有好几处涉嫌抄袭，甚至全盘照抄了此前一些独立创作的作品，包括亨利·路易斯·门肯（H.L.Mencken）和安·兰德（Ayn Rand）的作品。然而，《撒旦圣经》仍然是现代撒旦主义中颇具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作品，是1966年正式成立撒旦教（Church of Satan）的教义。
《撒旦圣经》（Satanic Bible）出版于1969年。
电影《驱魔人》（1973）剧照
另一部小说和同名电影则被普遍认为是撒旦主义崛起的标志——威廉·彼得·布拉蒂（William Peter Blatty）1971年出版的《驱魔人》（The Exorcist）以及1973年由这部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驱魔人》据说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这让故事更具冲击力。它不仅影响了美国大众对恶魔是否存在的看法，还把原本只是桌上游戏里的占卜板变成了恶魔的道具，变成了可以施行精神控制，召唤恶魔的道具。
迈克·沃恩克和他的《卖家撒旦》
1972年，《卖家撒旦》（Satan Seller）问世。作者迈克·沃恩克（Mike Warnke）自称是名基督教传教士，在这本回忆录中详细讲述了他童年和年轻时自己强烈的撒旦崇拜。他声称自己是撒旦教的主教，参与过撒旦教的很多重大活动，包括纵欲狂欢仪式（请记住这点，后文我们还会讲到这个重要的问题）。但这本书出版20年后，人们开始怀疑，这本所谓的回忆录中的“回忆”可能只是沃恩克虚构的。
同年，拉维的又一部作品《撒旦仪式》（Satanic Rituals）出版。这部作品和撒旦主义或是传统的神秘宗教都没有任何联系，但它仍然让这种黑暗神秘仪式的传说进一步成为了众多美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这部令人难以遗忘的作品出版10周年之际，琼斯镇大屠杀（Jonestown massacre）又给世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宗教信仰中的暴力行为是何等的骇人听闻！
琼斯镇大屠杀：事件中有909人死于琼斯镇，他们均为集体服毒自杀，除2人外均明显被氰化物毒杀。而在自杀的909人当中，有超过200名儿童被谋杀。
70年代，出现了一批自称曾经是撒旦教徒的人，他们都坚信整个世界都被宗教控制。这些人包括：约翰·托德（John Todd）、赫谢尔·史密斯（Hershel Smith）和大卫·汉森（David Hanson）。这三位和沃恩克一样，都在南加州长大。他们似乎都是曼森邪教死灰复燃的产物，声称整个世界满是黑暗的神秘符号，是一个天大的阴谋。他们也都声称自己曾与神有过对话，其故事也因此对基督教徒更具吸引力。
约翰·托德
他们都和新兴的正统基督教脱不了干系。托德受基督教短文作家杰克·奇克的资助。杰克把自己虚构的撒旦教恐怖故事作为无数喜剧式宗教小册子的创作基础，用来反对撒旦主义。为了帮杰克树立一个真实的靶子，沃恩克有10年多的时间假装自己是撒旦主义的专家，以自己虚构的童年经历向大众诠释“真实的”撒旦主义。
70年代，神秘主义仍在不断膨胀。巧合的是，这一时期也发生了很多连环杀人事件，为大众熟知。其中包括：十二宫杀人狂（Zodiac killer）、字母杀人狂（Alphabet Killer）。他们都依着特定模式进行杀戮，颇具仪式感，且都没有被抓住；特德·邦迪（Ted Bundy）；约翰·维恩·加西（John Wayne Gacy）；山腰绞杀手（Hillside Stranglers）；大卫·伯科威茨（David Berkowitz，又被称为萨姆之子）。1977年夏天，他的罪行在纽约引起了大众恐慌。
约翰·维恩·加西把邪恶伪装在最平凡的皮囊之下：不杀人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善良的、为孩子们表演的小丑
在和警方乃至全社会的较量中，这些恶名昭著的连环杀人狂似乎一直处于上风：十二宫杀人狂和伯科威茨都曾写信给警方，嘲讽警方无能；邦迪从监狱脱逃后立即又开始他的疯狂杀戮；约翰·维恩·加西把邪恶伪装在最平凡的皮囊之下：不杀人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善良的、为孩子们表演的小丑。正是因为这类藐视政府的高调杀人案不断发生，公众的恐慌才爆发出来。
2005年的一本书——《女士们先生们，布朗克斯在燃烧！》所描写的是一个处于不寻常夏天中的伦敦故事。作家乔纳森·马勒（Jonathan Mahler）在书中这样评价萨姆之子对大众媒体的影响：“疯狂的（媒体）报道让大众恐慌，大众恐慌反过来让媒体的报道更加疯狂。”马勒的这一发现在之后的十年也状况依旧：高度的宗教恐慌和来自陌生人的危险共同组成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大众本就不堪重负的神经，引发了一场集体性歇斯底里。
20世纪80年代：来自陌生人的危险和对邻居越来越多的恐惧
尽管20世纪80年代是美国经济增长、发展繁荣的时期，但这一时期仍然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人口增长、城镇化和双收入家庭的增长需要更多的日托中心，人们对日托中心的恐惧需要政府和社会更周全地保护这些家庭；80年代的艾滋病恐慌；出现在牛奶盒上的绑架案受害者的面孔；1982年泰诺杀人案（Tylenol murders）引起的大众恐慌；万圣节活动的恐慌【 美国唯一的万圣节糖果杀人狂罗纳德·克拉克·奥布莱恩（Ronald Clark O’Brien）于1984年被处决 】；以及可怕的小丑杀人狂捕食儿童的第一波报道。
每一次社会动荡，都标志着美国人越来越警惕“来自陌生人的危险”（stranger danger），未知的可怕邪恶可能就潜伏在某个转角。
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杰瑞·法尔韦尔
经历了这一切，基督教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越来越受大众欢迎，对天使和魔鬼的信仰也不断兴起。原教旨主义者如杰瑞·法尔韦尔（Jerry Falwell）在1979年成立了道德多数派（Moral Majority），随后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帕特·普林（Pat Pulling）加入了反神秘十字军（Anti-occult crusaders），因为她相信她儿子就是由于《龙与地下城》的邪恶诅咒才自杀身亡的。反神秘十字军在杰克·奇克的支持下，反对包括《龙与地下城》在内的所有角色扮演游戏。
《恶魔崇拜：曝光撒旦的地下活动》视频截图
在这些愈演愈烈的神秘主义痴迷和恐惧买卖中，福音派运动（evangelical movement）并不是唯一的罪魁祸首。媒体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引发了公众的恐慌，为公众对神秘主义的误解和恐惧推波助澜。1988年，杰拉尔多·瑞弗拉（Geraldo Rivera）制作的《恶魔崇拜：曝光撒旦的地下活动》（Devil Worship: Exposing Satan’s Underground）成为当时收视率最高的电视纪录片。1991年电视里播出了（许多观众害怕的）天主教驱魔视频。像《地狱的钟声》（Hell’s Bells）这类的福音纪录片就像要把摇滚乐注入到神秘主义之中。基督教的幻想式（Christian fantasy）畅销书作者弗兰克·柏瑞迪（Frank Peretti）甚至把这一现实的社会问题夸大成了天使和恶魔的战争问题。
这一切都说明：邻居可能是杀人狂，撒旦可能就在你家里，撒旦恐慌已经蓄势待发。
撒旦仪式虐待的兴起
《米歇尔的记忆》
1980年，《米歇尔的记忆》（Michelle Remembers）成为当时的畅销书。这本书详细讲述了主人公在童年时经历的神秘主义性虐待。它的共同作者是颇受争议的心理学家劳伦斯·佩兹德（Lawrence Pazder）和他的妻子米歇尔·史密斯（Michelle Smith）。佩兹德声称他的妻子是他以前的一个病人，通过催眠已经想起了童年的记忆，想起了她在撒旦教成员手中遭受性虐待的记忆。佩兹德还坚持认为，他所提到的撒旦教比拉维成立的撒旦教要早上好几个世纪。
米歇尔·史密斯与劳伦斯·佩兹德：佩兹德声称，通过催眠，米歇尔·史密斯已经想起了童年的记忆，想起了她在撒旦教成员手中遭受性虐待的记忆
《米歇尔的记忆》一经出版，书中的主张和指控就被多次拆穿。然而，由于媒体给出的普遍好评，佩兹德和米歇尔的故事仍然大卖，佩兹德本人更被视为撒旦仪式虐待的专家。
尽管书中提到的虐待和性狂欢难以置信，又无从考证，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米歇尔的记忆》仍被很多法律专家和机构视为权威教材。无数类似的回忆录也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如1988年的《撒旦的地下世界》（Satan’s Underground）。这些粗糙的回忆录又把大众朝撒旦仪式虐待推了一把——它可能正发生在你隔壁！
作家彼得·伯伯格（Peter Berbergal）在io9网站上曾发表评论，总结这时期的时代思潮：“恶魔的崇拜者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他们可能是隔壁的邻居，或者是照顾你孩子的人。”
《米歇尔的记忆》这本书中的错误叙述对国家的直接影响远远不止十年。80年代，黑暗的神秘幻想引发了大众对日托中心的疯狂指控：指控日托中心对孩子施行撒旦仪式虐待。这些指控都荒谬夸大、毫无事实根据。大众对于日托中心性虐待的恐慌更加广泛，人们认为日托中心的老板全国视察就是在参观孩子们接受虐待，就像看马戏团表演一样。这一波恐慌又成为80年代更广泛的恐慌浪潮的一部分，大众陷入了恐慌浪潮的恶性循环。
恐慌破坏了社会秩序，毁掉了很多人的生活，之后慢慢的平息。这一历程中，还产生了美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两场审判。
克恩县虐待案（The Kern County abuse）
记者黛比·内森（Debbie Nathan）写了一本书——《撒旦的沉默》（Satan’s Silence）。在书中她勾画出了撒旦恐慌的基本框架：右翼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们沉浸在魔鬼的传说和对公共日托中心的敌意中。他们已很难抵抗撒旦业已渗透到日托中心的说法。”她这句话也正是这10年社会变化的真实写照。
1980年，在加州的贝克斯菲尔德（Bakersfield），当地的社工们已经开始阅读刚问世的《米歇尔的记忆》。这本书正是他们岗位训练的一部分。而这时，几个孩子站出来，声称有人骚扰猥亵她们。这正是当地神秘主义恶性循环的开端。站出来的孩子中有两个女孩由祖父养大,而她们的祖父被认为曾患精神疾病。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她们口中这个神秘主义性虐待的故事越发离奇。她们声称自己被吊在客厅里，被逼着喝血，观看婴儿祭祀仪式，以及更耸人听闻的情节。
到了1984-1986年间，这些撒旦仪式虐待的指控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复杂。哪怕这些指控毫无实物证据，有关的调查也起码能把26个人送进监狱。
约翰·斯托尔
后来，这些被定罪的案子几乎全被翻案。其中包括当地一个木匠的案子。他叫约翰·斯托尔（John Stoll），被判刑40年。翻案时，他已服刑了20年。斯科特（Scott）和布伦达·尼芬（Brenda Kniffen）夫妇各被判刑240年。后来证实他们的两个儿子指控父母骚扰儿童是过激的医生通过强制侦查手段诱导的结果。尼芬入狱12年之后，两个儿子推翻了此前的证词，尼芬得以释放。一些参与问讯的儿童长大成人后声称，自己早年的伪证和后果也给自己带来了精神损伤。
但这些孩子绝非个例；克恩县虐待案是第一个，但不会是最后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已经开启，无法挽救。
撒旦仪式虐待和麦克马丁判决
在众多以撒旦仪式虐待罪起诉日托中心的案件中，麦克马丁判决（McMartin trial）不得不提。它是加州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花费最多的一次审判。这一案件开始于1983年，一位家长起诉位于曼哈顿海滩的麦克马丁托儿所虐待孩子。
在警方调查期间，非营利性的儿童组织——儿童研究所（Children’s Institute）对在麦克马丁上学的400个孩子进行了问讯。整个问讯调查由一位名叫基·麦克法兰（Kee MacFarlane）的女性负责。值得注意的是，她只是一名没有资格证书的心理医生。
麦克法兰没有接受过任何心理或医疗培训，她的最高学历仅仅只是一张焊接技术资格证！不过，她仍然获准和另外两名同样不合格的助理一起进行调查，并且可以使用任何“必要的”审讯方法。这些极端的强制审讯导致扭曲了孩子们的记忆，诱导他们作出了指控虐待的“完美”证词。孩子们在证词中提到的施虐者甚至超过了托儿所的职员人数。在这400个孩子中，这场调查确定有359名孩子曾遭受过虐待。
儿童研究所取得的这些证词表示：一共发生了321次儿童虐待，施虐者是7名托儿所工作人员，而受虐者是41名孩子（现在被认为是撒旦教“专家”的佩兹德，当时也在指控范围内）。在孩子们离奇荒谬的证词中，日托所的人会把他们从马桶里冲下去，通过已经建好的秘密通道，把他们送上献祭的仪式，举行婴儿祭祀，然后孩子们就变成了女巫，可以飞起来。
麦克马丁判决中被指控的Ray Buckey（右一）
经过为期6年的调查和5年的审判之后，由于证据不足，这一案件最终不了了之。最初发出指控的家长被诊断出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而儿童研究所使用的侦查手段也被权威医疗机构否决。所有针对日托中心职员的指控都接连因证据不足而不了了之。
在麦克马丁一案中，由于指控证词太过荒谬，公众逐渐开始怀疑对撒旦仪式虐待的指控。1994年，在对美国社会工作者进行大规模调查之后，心理学家盖尔·古德曼（Gail Goodman）在《纽约时报》上提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调查之后，我们发现，并没有证据表明有大规模的邪教对儿童实行性虐待。”刑事指控往往是精神疾病、治疗和审讯期间创造的虚假记忆的混合体。更多的时候，报道都来源于那些深受撒旦仪式虐待夸张报道影响的人们——和之前小丑恐慌爆发的模式如出一辙。
昔日的麦克马丁托儿所
1990年，麦克马丁托儿所被夷为平地。但美国的撒旦恐慌却没有和它一起被平息，反而愈演愈烈。这场恐慌甚至还蔓延到了英国。在英国发生了更多的宗教性虐待指控。
撒旦恐慌的审判：1984-2015
到了80年代中期，一大波讲座、教程、教育片席卷了美国，它们都以福音派和反对撒旦教派为主题。2003年，内森（Nathan）描写了埃尔帕索（El Paso）和德克萨斯（Texas）的执法情况：
……他们会及时在执法机构举办“宗教仪式犯罪”的研讨会和课程，主讲人常常是警察、医生、牧师或自称曾是主教的基督徒，或是声称曾经从撒旦酷刑中死里逃生的人。
但这种狂热并没有产生任何证据，来证明邪教酷刑是真实存在的；然而，法律制度仍在不断迫害无辜，把他们以莫须有的罪名送进监狱。这才是20世纪真正的政治迫害！
虽然这些案件最终都因为不当审讯和证据不足被翻案。然而，仍然有些案例是值得关注的，因为在回顾这些案件时，我们会发现：撒旦恐慌其实是一场深刻的法律制度的失败，是法律制度没能很好地平衡儿童的权利与被告的权利的结果。
弗兰克·富斯特和伊利安娜·富斯特
1984年，古巴移民弗兰克·富斯特（Frank Fuster）和他的无证妻子伊利安娜（Ileana）被控在他们开在迈阿密的托儿所里猥亵8名儿童（一共有20名儿童发起指控）。珍妮特·雷诺（Janet Reno）担任这起案件的控方律师。这起案件和此前的案件几乎如出一辙：实物证据不足，在接受强制审讯之后，很多孩子作出了证词，但这些有关撒旦仪式的证词并没有事实依据、有很多夸大的成分。
伊利安娜被单独囚禁数周之后，接受了医生强制审问和案件回顾。在审问过程中，医生一直要求伊利安娜推翻之前的证词，认罪并指证她的丈夫。最终，她认罪并向法庭声称自己是无辜的，她“希望这一切能快点结束”。伊利安娜被判处10年监禁。但她服刑3年之后就被驱逐出境了。弗兰克被判处六世终身监禁，最少要服刑165年。由他的故事改编的传记电影于1990年上映：《无法言说的举动》（Unspeakable Acts）。电影中把参与审讯的两个医生刻画成了高贵的英雄。请记住：弗兰克·富斯特目前仍在服刑。
杰勒德、维奥莉特和谢里尔·阿米罗
杰勒德·阿米罗（中）在服刑20年之后，才被释放
1984年，马萨诸塞州马尔登（Malden）阿米罗一家三人，被指控猥亵儿童。这一案件仍是：依靠激烈、强制的审问诱导出孩子怪诞离奇、毫无事实根据的证词——孩子声称自己被一个扮成小丑的人强奸。
尽管本案使用的审讯方法一直饱受争议，三名被告都已定罪。杰勒德·阿米罗（Gerard Amirault）被判永不得翻案免罪，判刑40年。他服刑20年之后，2004年才被释放。他的母亲维奥莉特（Violet）1997年在一场暴风雨中死于癌症。当时她正往返在法院和监狱之中，为翻案奔波。他的女儿谢里尔（Cheryl）被判刑20年，服刑10年后，于1999年被释放。
格伦·托沃特
杰姆斯·托沃特
1989年，在佛罗里达州格兰岱尔（Glendale），蒙台梭利托儿所（Montessori）的校长杰姆斯·托沃特（James Toward）和他的办公室助理布伦达·威廉姆斯（Brenda Williams）被医生艾伦·泰松（Alan Tesson）指控撒旦仪式虐待罪。这个案子也仅仅依靠孩子的毫无事实依据的证词进行判决，泰松是这一案件中唯一参与审讯的医生。
1996年，泰松被起诉，给成年病人灌输撒旦仪式虐待的虚假记忆。诉讼表明，多年来，泰松咨询了很多撒旦仪式虐待的“专家”，从格兰岱尔一案之后就对这一主题“痴迷不已”。
托沃特采用阿尔弗德式认罪（Alford Plea），请求获得减刑（阿尔弗德式认罪是美国的法律名词，指被告人不承认自己有罪，但承认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有罪，因此做出的认罪声明）。但在1998年，在他被释放的那一年，佛罗里达州通过了一项规定，要求在假释前他必须完成85%的服刑年限。2010年，他被最终被释放时，已年届八十，并被勒令离开美国。当地媒体仍然把他视为“恶魔”和“恋童癖”。
丹和弗兰·凯勒
2014年，出狱后的丹和弗兰·凯勒
1991年，在埃尔帕索，一个三岁的小女孩作证说，当地一所托儿所的主人“在她头上拉屎拉尿”，由此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撒旦仪式虐待指控。这一指控还牵扯到其他两名儿童。1992年，被告丹（Dan）和弗兰·凯勒（Fran Keller）被判处48年有期徒刑。和上面提到的案子一样，在这次案件中，强制审讯的手法捏造了荒谬无比的证词，打造了另一个难以证实、难以相信的“荒谬故事”；这一次不仅有人体切割、鲜血洗礼和鲜血饮料，甚至还有前往墨西哥的私人飞机。2013年，两人才被释放，各自服刑21年。
孟菲斯西部三人案
这是到目前为止最臭名昭著的刑事审判案件，仅仅是因为人们相信撒旦仪式虐待是一个普遍的事实。1993年，三名青少年在孟菲斯（Memphis）西部的阿肯色州（Arkansas）被指控对三名少年实施了恐怖的性侵犯，并将他们杀害。三名青少年被定罪。指控他们的证据非常不足，根本没有实物证据证明他们和本案有关。仅仅因为他们哥特式生活方式的传闻和他们信仰撒旦的传言就将他们定罪，简直荒谬至极，难以置信！
达米恩·埃克尔斯
在这三人中，最出名的是达米恩·埃克尔斯（Damien Echols）。受到指控后，他很快就以其智慧和他备受小镇说教者迫害的精明孤儿形象赢得了公众的支持。著名的HBO纪录片《失乐园》（Paradise Lost）三部曲中有一部是关于该案，孟菲斯西部三人案的判决成为了国民话题。2011年，新的DNA证据显示，三名被告和本案并无关联，得以无罪释放。而在判决之时，他们也选择了阿尔弗德式认罪，分别被判18年。
撒旦仪式虐待的传说仍在继续
1992年，美国司法部彻底揭下了撒旦仪式虐待的神秘面具。到20世纪90年代，这些和撒旦仪式虐待的案子都已消声匿迹，但执法机构仍把撒旦视为一个潜在的犯罪因素——就如在1994年警察训练视频《撒旦教派的执法指南》中看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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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旦教派的执法指南》视频截图及片段
当我们回头看这些视频时，可能会觉得可笑。但当我们知道的确有人，而且很多人被这些无耻的虚构内容迫害时，这些视频就让人无法坦然接受了——此外，现有大量证据表明：这一切还没有真的过去！
阿曼达·诺克斯
最近备受瞩目的是发生在意大利佩鲁贾的梅雷迪恩·克尔彻（Meredith Kercher）谋杀案。审判、重审、以及疑犯（梅雷迪恩的室友）阿曼达·诺克斯（Amanda Knox）的免罪。尽管本案仍然证据不足，也没有任何和神秘主义已知的联系，但诺克斯被一位检察官指控她在神秘主义的宗教仪式中杀死了室友，已经让撒旦恐慌充斥在媒体和大众之中。她被定罪，释放，再定罪......2015年，意大利最高法院最终认定她无罪。
直到2014年，真实犯罪播客《剑与魔法》（Sword and Sorcery）制作了一个播客单集，暗示80年代翻案的儿童卖淫团伙案其实是政府强权的阴谋。其中不仅涉及一个秘密的宗教营和数名美国总统，甚至还说绑架案的受害者约翰尼·戈施（Johnny Gosch）其实只是这一案件的众多受害者之一。同年，纪录片《谁带走了约翰尼？》（Who Took Johnny?）上映，这部片子就是从政府阴谋的视角拍摄制作的，最近已经出现在了Netflix网站上（全球十大视频网站中唯一收费站点）。
《赛伦的西南部：圣安东尼奥四人案的故事 》，2016
就在10月初，一部新的纪录片在调查探索频道（Investigation Discovery）上首次播出。这部纪录片名为《赛伦的西南部：圣安东尼奥四人案的故事 》（Southwest of Salem: The Story of the San Antonio Four）。它重新探讨了1997年指控四名女同性恋对儿童进行性骚扰的案子，是在和这个保守、不支持同性恋的国家内撒旦恐慌的复苏作斗争。
当然，别忘了那些小丑，他们也隐隐有要复苏的节奏。
留给我们的是什么呢？
在《撒旦的沉默》中，内森指出，撒旦恐慌最大的讽刺在于它所谓的受害者——儿童，在这些疯狂的调查中被忽视被折磨，而不是被告。检察官、医生和审讯人拒绝听孩子们最开始的证词，反而不断地折磨他们，直到他们给出“需要的”证词。
内森提到，“中世纪时，人们把女性的生殖器视为罪恶和巫术的符号，19世纪的法医通过检查阴唇和阴茎的形状来判定乱交或同性恋。到现在，就算有医学证据，人们也只当它是某种检测结果，对案件判决不产生本质的影响。”
经历了这一切，媒体引发了大众又一波恐慌，所有的理性成年人都在这场恐慌中集体出演：每一个人，从父母到检察官，从医生到调查员，从陪审员到法官，从记者到读者。这场恐慌席卷了它所经之路上的一切——祸及所有年龄段的受害者。
换言之，撒旦仪式虐待案的审判机制和当年的集体恐慌实质上一样：不论女巫，还是麦卡锡主义。在社会深度动荡的时期，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些骚乱的重演，那些不敢抵抗、容易被社会放弃的陌生人，会被贴上“危险”的标签。
换句话说：今天，媒体推波助澜造成的恐慌已经远超疯狂的小丑。但正如撒旦恐慌告诉我们的，这些恐慌并非真的令人惧怕。
真让人胆颤的是，也许明天，就会有人指证——你就是那个疯狂的小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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